一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代理后的法律思考

今年的8月4日的傍晚时分，外地人A某驾驶私家车从206国道到J市探望朋友，车辆途经J市某乡道路口时，与由该乡道路上而出B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相碰，致使B某头部受伤，双方车辆均受损的严重后果。A某在事故发生后，积极报案，抢救伤员。A某在自己车辆已投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为B某先行支付了二万多元的住院医疗费。在交警部门处理本起事故时，A某认真配合，也同意在交警主持下进行调解，但由于B某及其家人的漫天要价（开价达12万多元）而无法调解下去。于是B某将A某列为第一被告、A某所投保的外地财产保险公司（下称保险公司）列为第二被告起诉到C区法院，诉请标的仍为12万多元。A 某接到诉状后，通过其朋友委托本律师作为代理人出庭应诉。

本律师接受委托后，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将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收集整理和分析，本人发现第一份证据就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份证据就是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在对本起事故的基本事实是这样表述的，2005年8月4日19时，住江西某县当事人A某驾驶小轿车，由206国道南往北行驶途经J市某乡路口，适遇由西往东行驶的住某乡当事人B某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由于A某驾驶车占道，导致二车车头相碰，造成B某受伤、车辆受损交通事故。该认定书最后认定，1、A某驾车占道，其行为构成此次事故的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２、Ｂ某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其行为构成此次事故次要过错，应负次要责任。本律师认为，这份证据由于认定事实错误，所以其认定责任就必然存在问题；本人在分析Ａ某在当地投保的保险合同及相关材料后，认为这些保险证据足以证明Ａ某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已投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Ａ某因此次事故所产生的第三者赔付责任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约定责任范围内负责；最后，本人在对Ｂ某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中有关费用的证据经过仔细的推敲和计算，对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坚决提出异议。在充分掌握彼此之间证据底细的情况下，本律师很快厘清了代理思路，即首先要求法官对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进行重新认定，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它决定了Ａ某在本起事故中的赔偿数额。为此，本律师在法庭辩论中一开始就提请法官注意这么几个事实，第一是我的当事人Ａ某所驾驶的车辆是从国道（即干线）由南向北；第二是本案原告Ｂ某是从某乡道（即支线）由西向东；第三是Ｂ某既没有驾驶证，又驾驶无牌无照摩托车；第四是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干线与支线路口（而这个路口是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根据上述事实，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在本起交通事故中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行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所起的作用，从而分析出双方当事人各自过错的严重程度，也可以看出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关于事故双方责任划分存在着很大的失误。

关于对B某在诉请中的赔偿费用问题，本律师提出，由于B某已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A某在道交法实施后，也已按该法规定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且保险金额已达10万元，B某的诉请标的为12万多元（何况这些金额还需经过法庭质证后才可确定），A某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向保险公司报了案，为此保险公司应按照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超额责任限额的部份，则在人民法院重新认定双方责任的情况下，按“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    法律思考

我们当今社会随着路多车多，交通事故也是层出不穷，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去探讨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应该采取哪些办法减少事故的大课题，而仅仅对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应当怎么去做的某些问题作一些思考。

关于道交法第75、76条的实施问题，该法已实施了一年多，但国务院关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行政法规还没有出台，以致在交通事故诉讼中，保险公司总是强调它与机动车主之间保险合同是第三者责任保险，而不是强制保险，是商业保险，是自愿性质的。与此同时道交法所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这对在交通事故中受伤者的救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按道交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个“限额范围”如何理解也没有具体的法律解释，从本律师所代理的这个案件就可说明问题，A某投保金额是10万元，按道交法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在10万元限额内赔偿，如本案后来B某只要A某赔偿6万多元，那么依法A某完全可以不出钱了，但最后法院调解的结果并不是这样，所以说，法律法规的滞后，无论是对在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能得到及时救助，还是对提高机动车主的投保的积极性，使之真正起到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作用，都是不利的。这是法律思考之三。